1969年我当兵第二年,被调到团作战股任技术员的经历,令我难忘
我正拿着一小块砂布,仔仔细细地打磨一个刚焊好的电台接头,听见这话,手里的活儿就是一停。
我正拿着一小块砂布,仔仔细细地打磨一个刚焊好的电台接头,听见这话,手里的活儿就是一停。
何况,后视镜上还挂着我亲手绣的平安福,红色的流苏都洗得泛白了。
我的思绪,一下子就被拽回了1984年的夏天,回到了那片被太阳烤得滚烫的黑土地。空气里都是泥土和麦秆混合的腥甜味儿,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,好像要把命都喊出来。
窗外的阳光很好,透过玻璃照进来,在地面上投下一块亮晃晃的方形。有灰尘在光柱里跳舞,上上下下,像一群没有目的的精灵。
“卫东,你那个拖拉机,下午去东场头的时候,顺道拉一车稻草回来,家里鸡窝该垫垫了。”
那封匿名的澄清邮件,像一颗深水炸弹,在我已经风平浪静的生活里,炸开了滔天巨浪。
随着一声刺耳的巨响,我那台用了快十年的旧空调,外壳被我儿子王磊一锤子砸开了花。
一九九六年的夏天,空气里都是浮躁的热气,混着国营红星机械厂机床的轰鸣和金属切割的焦糊味。
师父常说,石头不会说话,可你往上一站,是稳当还是晃荡,人心跟明镜似的。我们做活,就是得让这不会说话的石头,替咱们的良心说话。
沥青路面被夏末的暴雨冲刷得油黑发亮,反射着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霓虹。青芷集团大厦的地下停车场,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回响。
客厅的灯光有些晃眼,照得李卫东脸上的疲惫无处遁形。他刚脱下沾着机油味儿的工作服,闻言动作一滞,像个做错事的孩子,慢吞吞地挪到沙发边坐下,却不敢看我。
她身上是件崭新的连衣裙,淡紫色,收着腰身,是我从未见过的款式。她正笨拙地往嘴唇上抹着口红,那支口红也是新的,亮得晃眼。结婚二十年,我还是头一次见她这么打扮。
“你妈念叨你一个月了,天天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瞅,就盼着邮递员的自行车。”
白纸黑字,清清楚楚的“离婚协议书”五个字,像五根烧红的钢针,一下子扎进了我的眼睛里。我叫李卫东,四十八岁,市重点中学的物理老师,教了半辈子书,自认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,可那一刻,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彻底空了。
他说这话时,眼睛瞟着我工作室里那些待交工的红木小件,眼神里混杂着嫉妒、无奈,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悔意。
他没回头,也知道是新来的中心主任,苏晴。那女人三十出头,穿一身利落的西装套裙,走路带风,不像来管他们这些手艺人的,倒像是来T台走秀的。
李卫东的西装外套,是我昨晚亲手熨的,挂在玄关的衣架上,笔挺得没有一丝褶皱。我从菜市场回来,手里拎着他爱吃的鲫鱼,想着晚上给他做个汤补补身子。换鞋时,一个亮闪闪的东西从他西装口袋里滑了出来,掉在木地板上,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
夏天,风都是烫的。作为村里唯一的高中生,我,李卫东,肩上扛着全家跳出农门的希望。那个午后,我揣着攒钱买的《高考数学精讲》,鬼使神差地钻进了村东头那片密不透风的玉米地,想寻个僻静处啃题。
我叫李卫东,一所普通中学教历史的老师。我顺手拿过手机,本想看看时间,屏幕却亮着一条微信消息。
我扶了扶眼镜,目光从密密麻麻的数字上移开。通知单上,“凝心聚力,共创辉煌”八个加粗的黑体字格外扎眼。时间,这周六到周日,两天一夜。地点,城郊的云梦山庄。最下面一行小字写着:本次活动为公司重要集体项目,原则上不允许请假。